军旅文学长久以来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从“十七年”时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到新时期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那些非凡的英雄人物形象长久地留在广大读者的心中。然而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文学创作，当代军旅题材的创作无疑是滞后了。面对当下的和平生活，我们的军旅作家仿佛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和平时期的军营故事该怎么样讲述，军人形象该怎么样塑造，成了长久以来困惑我们的问题。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创作，产生广泛影响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远离了战争，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就无法创作出带有“崇高感”和“时代感”的军事文学作品？山东籍军旅作家陶纯用他的作品给出了答案。
从1986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短篇小说《愿望》算起，陶纯进入文坛已近四十年。纵观陶纯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一直是陶纯所信奉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入中国，一时间各种主义、手法让人们眼花缭乱，争相“拿来”。但是在陶纯看来，“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大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方法”。（陶纯：《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9页）这个从鲁西平原走出的农家子弟兵，多年来始终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中，他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时期金钱和欲望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在城市题材的创作中，他关注的是“断裂”社会中被抛在后面的那一部分人在资本的齿轮下被碾压的疼痛；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军营也难以成为“桃花源”，时代之变同样也影响到当代军人，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成为对军人意志和品格更加严峻的考验，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与现实困境在陶纯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平时代的军人群像是陶纯的突出特点。他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被称为“军队反腐题材的开山之作”，和平年代里，我们的军队面临的是一场更加严酷、可怕的战争——反腐之战。书写现实，又不回避矛盾，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揭露当下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陶纯挖掘的深度与批判的力度在当代军旅文学中前所未见，但其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却并不让人感到灰暗与绝望。希望的花朵不惧黑暗的火焰。
革命历史题材向来是军旅文学书写的重点。十六岁起就来到军队的陶纯决定要以手中这支笔，写出几部好的作品来回报时代和读者。回顾历史，刻画战争中的人与人性，是陶纯早期创作的重要内容。文字温暖、情感细腻、鲜活人物形象、切入角度别具匠心以及叙事中充满崇高美是陶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给人的整体感觉。短篇小说《小推车》《好天气》《彩蝶飞舞》《生灵之美》和中篇小说《子弹穿过头颅》《天佑》《秋莲》《根》《七姑八姨》等都是这类题材中的重要作品。
短篇小说《小推车》（《文艺》1997年第8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小说以淮海战役为背景，讲述了沂蒙山区的青年柱子受到革命战争氛围的感染，跟随队伍走向战场后，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和堂嫂小娥——一位一直暗恋柱子的新寡——也毅然加入支前队伍，用小推车运送物资与他们共同爱着的人一起奋战的故事。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柱子、怀炳老汉、小娥原本都不需要上战场，但革命年代里，老百姓真诚奉献的心是火热的。陶纯用饱蘸生命情感的文字，渲染出了革命老区的热烈气氛：“号声在村落、田野和山峁间久久回荡。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老人、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锣鼓声震天作响，妇救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煎饼、鸡蛋、苹果、花生、核桃、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一段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将读者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柱子的同班战友小算子临终前善意的谎言成了怀炳老汉和小娥最大的盼头，这一老一少成为支前队伍里最醒目的队员，为了见到柱子，他们愿意走遍天涯。即便最后得知柱子早在参军后的第一场战斗中就牺牲了，悲恸过后，他们依然坚强地推着小推车继续往前走，走向淮海战场。这份朴素却沉甸甸的情谊正是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小说的动人之处源于陶纯充满生命温度与情感积淀的文字，早年乡村劳作的经历使陶纯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语言系统。独生子柱子在五十九岁的怀炳老汉心中是什么位置呢？“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碰不得拽不得，不容有闪失的。”（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庄稼棵上的嫩须须，开春时的树芽芽，那可是惜地如命的庄稼人的心尖尖呀！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是很难写出这样细腻、准确又接地气的文字的。陶纯的小说语言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气息。这篇小说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民文艺奖”，作者因此荣立二等功，可见当时这个奖项的分量。
中篇小说《天佑》（《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作品。为了给几近陷入绝境的连队搞点给养，班长王大妮和战士唐本奇乔装打扮成货郎夫妇，诱绑了彭家寨大地主彭贵山年仅六岁的小儿子天佑，试图换回两百块大洋，但是没想到彭家的管家前来赎人的路上携钱跑了。部队马上要出发，阴差阳错之间，王大妮等人无法将天佑送回家，不得不硬着头皮带一个小孩前行。一路上本有多次机会将天佑留下来送人，但众人在与活泼可爱的小天佑朝夕相处中已经产生了感情，几番纠结和斗争后，大伙决定带着他继续前行。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战士们用生命关怀、呵护着天佑。过玉龙雪山，唐本奇拼死将天佑托出了雪窟窿，自己却再也没能爬出来；在一个藏族聚集区，部队因给养严重匮乏欲将天佑托付给寺庙住持时，极度愧疚与不舍的战士毛小虎为给天佑找到一只大灰兔做伴，永远留在了城外的沼泽地里；接下来，他们突然遭遇武装袭击，王大妮为保护天佑被打成了血窟窿；过松潘草地时，人们在死亡边缘挣扎，连长徐发祥紧护着腰间留给天佑的最后几把米，自己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些本身还是大孩子的战士在长征路上为保护天佑相继牺牲，而毛小虎用生命换来的那只大灰兔在走出草地的最后时刻救了二十个人的性命……正如编者在卷首所说，《天佑》“将人间正道融于对一个孩童的生命呵护之中，以最纯真、纯粹的人性之美诠释英雄情怀，令我们对革命初心的秉持有了更深刻的感怀，进而对人民福祉的创造者有了更入心的感恩”。
“反特”题材是影视剧最感兴趣的大餐，其中的女特务更以其神秘的身份、靓丽的外表而格外吸引观众的眼球。中篇小说《秋莲》（《文艺》2016年第10期）却塑造了一个另类的女特务形象。秋莲的父亲、高级将领许宗衡在淮海战役中阵亡，母亲也随后病逝。在上海，举目无亲的秋莲在初恋对象高伦的诱惑之下，加入了的特务组织，成为一名以护士身份为掩护的潜伏人员。一次偶然的机会，秋莲救了某部英雄团长马九龙的性命，在上线老K的指示下她嫁给了马九龙。秋莲在做“母亲”和“妻子”的过程中平静度日，用心工作，渐渐忘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并且真正爱上了自己的英雄丈夫。然而，“特务”身份始终像一团阴云将她笼罩，在高伦威逼之下，秋莲战战兢兢地送过两次假情报，她的内心承受着极度的煎熬。丈夫和同事们对她越信任，她就越感到自卑和愧疚，历史错误终究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小说结尾处，秋莲身份被发现后自杀未遂，对党和国家有着深厚情感的军长马九龙立刻辞去了所有职务，尽管在秋莲的政治身份上马九龙打错了“包票”，但他并不后悔这辈子娶了秋莲做老婆。人性的幽微与历史的吊诡在秋莲复杂的人生遭遇中体现出来。
严酷的斗争现实，考验着战争中的每一个人。“开小差”现象在以往的军旅题材中极少表现，短篇小说《好天气》（《文艺》1998第8期）却独辟蹊径地从这一角度入手，展现了战争中真实的人和人性，塑造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各部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逃亡现象，连续作战，战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此时丁小栓却意外地发现队伍竟然走到了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他不由得回想起一年前那个宛若梦境的好天气里自己在山顶放牛的场景……大牯牛的意外坠崖使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可“自当了红军之后，打仗打得脑子都乱了套”，自己的亲人都很少想，哪还有心思关心天气和风景呢？远离战争，渴望和平是战争年代里每一个人的心声。小说在紧锣密鼓的战争中让丁小栓一次次联想到：如果是个好天气，作为普通乡村老百姓的他又该在做什么呢？与想象中的那个明净、欢乐的世界相比，丁小栓此时所处的战场仿佛像是另一个黑暗时空。战友斜眼、班长、老黑、书生等的相继牺牲让小栓的心再也不动摇了，他放弃开小差，最后一次用眼神抚慰了自己的家乡，在将战友们的遗体摆放好之后，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弥留之际的他仿佛又见到了梦境般的好天气……《好天气》从人性的柔软处入手，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雄形象，谴责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的戕害，短短的篇幅竟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短篇《彩蝶飞舞》和《生灵之美》也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战争对美好的人和事物的毁灭。陶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往往能选取特殊的切入角度，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又不失灵动的文字，串联起一个个带有时代感和崇高美的富有历史温度的故事。
狄德罗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法〕德尼·狄德罗：《狄德罗文集》，王雨、陈基发编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真实的人性不仅包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还应包括人的局限性。陶纯写得更好的是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作品。陶纯从中国当下军营生活和军人的现实境遇出发，打破了笼罩在军人身上的层层光环，正视时代和文化转型时期军旅生活的新变化。在反映当下的军旅题材创作中，陶纯从军队、机关、家庭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以往军旅文学中被遮蔽或者说被淡化的军人的情感、欲望、苦闷、挫败还原，展现出当代真实的生活中基层官兵的精神苦闷与现实际遇，映射出军人的理想、意志和品格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渐占上风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再受到冲击和冷遇的严酷现实。
短篇《一个人的高原》（《山东文学》2003年第7期）呈现了长年驻守西部高原的老兵的精神苦闷。高原苦寒，环境恶劣，比环境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孤独，“这儿的天空确实美，可就是太空茫，连一只麻雀都见不到，偶尔能看见一只苍鹰，悬在天上一动不动，像一块被谁扔上天的石头，却又不能落下来……这儿的土地呢？这儿没有土地，这儿只有砾石，大戈壁是造物主留给人间的一道最难以下咽的饭菜。”（陶纯：《子弹穿过头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长期面对高原造成了老兵与正常社会的某种脱节和“失语”，家乡的人早已不认识他，而在回乡时与姑娘的短暂接触中，他语无伦次的“高原语言”让姑娘望而却步。故乡也将他抛弃了。退役之后他将何去何从？没人能给他一个答案。《一个人的高原》表现出常年驻守边疆的士兵精神的“无根”与现实的苦闷，令人震惊和悲怆。
与冲锋陷阵相比，日复一日的机关生活可能更是对军人意志和品格的考验。中篇小说《雨中玫瑰》（《文艺》2002年第4期）中的李明扬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学生时代一直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参加工作后，即便是写机关公文这样“干巴巴的材料”，李明扬也能像写文学作品那样，笔端注满情感。靠着文采飞扬的材料，李明扬在单位里接替老许成为“材料王”。李明扬一直觉得自身的职业是神圣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下，军营也难以成为“桃花源”。当以往的同学、朋友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后，妻子赵梅也对他的工作产生了不满，认为他的工作没多少实际价值。作为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商业人士，妻子赵梅早已取得了成功，李明扬却拿着和小区保安一样的工资。夫妻二人的交流慢慢的变少，价值观也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发现曾经崇拜他的妻子赵梅可能已红杏出墙后，李明扬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灵感渐渐消失了，写的材料越来越差，职务晋升也遭遇意外的失败。时代之变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在这样的时代里，李明扬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呢？陶纯表达了对和平年代里军人个体价值认同危机的关切。
中篇《子弹穿过头颅》（《文艺》2000年第6期）则将视线对准了从战争年代走过的退役老将军。那个在家乡人心中传奇般的英雄韩天成如今怎样了？作者通过“我”这个与韩天成来自同一个故乡的普通士兵的眼睛，来观察这位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退役老将军的生活。出乎意料的是，韩天成虽然住在省城凤凰山干休所，但生活却异常简朴，家里只有几件破旧不堪的老旧家具，吃饭也是从食堂打的粗茶淡饭。“我”的往事与韩天成的人生经历是小说中的两条线索，在“我”与韩天成现在、过去生活的交叉、闪回中，韩天成一生的遭遇、纠葛、牵挂与不舍被呈现出来。作为一名英雄人物，韩天成当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参军前曾经与家里的丫鬟“小蔡”有过一段隐秘的往事。但硝烟过后，韩天成的痛苦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深了。战争剥夺了那些曾经年轻、鲜活的生命，使他们成为沉默的土地上一座座扎眼的坟墓，在家乡苦等一生的“小蔡”临终前还将她当初给“韩家少爷”做的、几成齑粉的狗皮裤子视若珍宝……战争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谊与现实中家庭关系的冰冷形成鲜明对比。战争的暴力、杀戮和死亡给人的内心造成了无法弥合的创伤，现代文明却并没有完全修复战争创伤的能力，死亡在活下来的人们心中撕裂的巨大创口仍然是个无法触碰的黑洞。这种痛苦可能唯有死亡才能解脱，韩天成临终时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扣着太阳穴的姿势，正像是一个自戕的动作。《子弹穿过头颅》以一个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悲剧老英雄的创伤触到了战争的痛点：战争不仅吞噬着战场上的生命，也对活下来的人造成了永远难以愈合的内在创伤，他们是活着的牺牲品。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名60后，陶纯的人生经历恰好与这一段历程同步。作为一名军人，他看到了新时期四十年来军营的变化和问题，而作为一名由乡入城的农家子弟兵，他又看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和城市不同层面的震荡和疼痛。正如陶纯所说，“我生长在农村，成长在军营，住过的几座军营都在城市。农村——军营——城市是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改革给我们的乡村和城市带来了一系列“中国问题”，这样一些问题自然也就进入了始终重视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陶纯的视野。早期他写过的一些农村题材和城市生活的作品，虽然时过境迁，但今天仍然值得一读。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中，陶纯关切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传统生活与秩序的变化；在城市题材的创作中，陶纯写出了底层人民生存的艰难，也展现了他们的尊严和智慧。
短篇小说《乡语》（《文学世界》1997年第2期）是一部读起来令人倍感沉痛的作品，小说揭示出改革深化时期农村所存在的多种矛盾，令人心悸。“统治”了乡村一辈子的老龙根去世后，他的儿子双金接替他成为这个村子的“主宰”。如果说老龙根靠的是权力，那么双金靠的就是金钱。河边的一排工厂——酒厂、糕点厂、面粉厂、磷肥厂就是双金“风光”的资本。像他的父亲老龙根一样，双金与进入工厂做工的年轻女工也都暧昧不清，甚至后来成为老福贵儿媳的月梅也没能逃过他的荼毒。月梅的自杀、儿子宝田的出走使得老福贵不得不与孙子小顺子相依为命，而小顺子却没有了孩子该有的天真和可爱，更让老福贵焦虑的是，村里冒出了慢慢的变多长得像双金的孩子，包括他的小顺子。村里人原本对黄鼬十分敬畏，“认为它是经过修炼的神袛，绝对伤害不得的”，但现在人们的禁忌慢慢的变少了，甚至把对黄鼬神和一切神灵的敬畏都抛到了脑后。这篇发表于1997年的短篇小说对农村改革深化时期诸多矛盾的深刻揭示，现在看来也颇具前瞻性。
与《乡语》相比，尽管短篇小说《村殇》（《大家》1995年第1期）也表现了农村改革时期的乡村政治、经济与传统道德伦理的波动，但整体的调子要明朗许多。早年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而被免去厂长职务的张道厚，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张家营村的村主任。对于发展经济，张道厚确实有自己的一套，不仅自己办了三个厂，更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张家营摘掉了穷帽子，改善了乡亲们的生活。但他爱拈花惹草的毛病依旧没改，在了厂里长相“像城里姑娘”的王静后，付出了惨痛代价。张道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他既有这样那样的道德缺点和毛病，但又完全不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坏人。张道厚自己工厂每年的盈利都交给村里、乡里和村里小学一部分，在王静痛下杀手，警察赶到作案现场时，张道厚出人意料主动揽过责任说“怪我，都怪我，一切与她无关”，从而保护了王静。在村里饱受道德谴责与调侃的王静，最终又嫁给离了婚的张道厚。“可以说，‘像城市女人’的王静,是张道厚这一类人物掌握了一定权势和钱袋的农民新的追求目标,也是中国农村走向城市化文明的动力符号,但这无所谓善恶的价值标准及蒙昧模糊的乡民前瞻视野，却孕育在封建式的旧趣味满足欲求之中,这是‘村殇’的关键。陶纯在这里体现了一种既客观又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刻又超越的格调,热闹的喜气与悲凉的忧思并置于‘发展’与‘停滞’的龃龉当中。”（施战军：《陶纯小说论，《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中篇小说《秋水》（《当代小说》1997年第6期）中，生存在城市底层的下岗女工李秋水在遭遇婚姻、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变故与困难后，没有自暴自弃，依然保持坚强乐观的生活态度，最终获得了新生。小说中，母亲李秋水为了女儿赵冬打算委身于老台商白先生，女儿赵冬为实现自己的表演梦而与导演孙郭周旋，母女二人虽然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始终坚守底线，维护自尊。李秋水最终从白先生那里逃了出来，嫁给了个体户老康，赵冬也没有让流氓导演孙郭得逞。《秋水》展现了城市小人物在艰难时世里的艰辛，但作品总的基调是暖的，它给受挫的人类带来希望。另一部中篇小说《尘烟》则颇具水浒遗风，摩托车修理工成浩像是现代城市中的无名侠客，用“王八身上刻字”的办法羞辱了贪官项为民，在小城里引起了一场轩然。而成浩与被艺术学院开除的女学生李新宇、任小蕾合伙抓获困扰警方许久的林兆伦凶杀案的元凶，则再一次印证了底层人民的勇敢和智慧。
一直以来，军队反腐问题在军事文学领域鲜少有人涉足。直面社会现实，深入剖析中国当下现实问题，回归“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是重新拉近军事文学与读者距离的最好办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反腐，为陶纯的这一创作愿望提供了重要契机。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中国作家》2015年第1、2期）是陶纯涉足影视剧本创作十年后的回归之作，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著名军事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认为：“《一座营盘》是军队反腐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之重、级别之高、问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座营盘》以A基地为缩影，以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布小朋和孟广俊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深刻揭示了过去一段时期军队所存在的、用人不察、面子工程、铺张浪费、决策缺乏科学等问题，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军队现实的关注，进而思考民族的命运。
《一座营盘》勾勒了一幅军营的众生相，其中既有康又汉、布小朋、夏忧这些与“大环境”不那么融洽的，坚持原则和底线，始终心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正义之士，也有孔家瑞、孟广俊、冉淮等善于投机钻营的之徒。小说通过布小朋和孟广俊这一正一反两个人物形象，展现了正反两种力量的对抗。布小朋和孟广俊是同年入伍的战友，但二人在性格品行和命运轨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布小朋老实耿直，廉洁自律，讲究原则，是一个“死认真”“严重缺乏灵活性”又“不会拐弯”的人。他始终谨记初入军营时副指导员王新亮的话：“我们军人，花的每一分钱，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军费，军费是从国库里拨给的，其实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一粒米、一棵菜都不能随便浪费。”（陶纯：《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在此后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布小朋始终“不搂不贪不糟蹋军费”，在诱惑面前坚持“不伸手”。担任基地财务处长时，他不卑不亢，时常卡人，不该批的经费不批，以至于得罪了很多人；在担任606仓库主任时，他严肃纪律，重整风纪，不搞迎来送往那一套，硬是凭借一己之力将这个连年落后的单位带出了泥沼；在任三师九团团长时，为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他坚持搞夜间训练，结果出了事故，面临严重的处罚，可就在此时他也坚决拒绝了孟广俊、冉淮等人提出的“坏事变好事”的建议；在得知接待王仁天司令一顿饭就花了两万元以后，他心疼坏了，“两万块，我姐在家种地，一年能收入几千块就不错了。我们一顿饭，造进去两万块，这要遭报应的……他差点落下泪来，说不下去了。”（陶纯：《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姐姐去世后，他唯一的外甥牛牛可以说是他最大的牵挂，他朝思暮想，希望帮姐姐照顾好牛牛，但即便如此，布小朋也不愿为此违背原则。
农民出身的布小朋深知军费的来之不易，姐姐布花在农村种地的辛苦与军中各种惊人的浪费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小朋对军费的珍惜其实正是对中国老百姓血汗的珍惜，只有每一笔军费都用到该用的地方，才能不辜负老百姓的心血，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多数人都在为自己的前程和“钱程”奔忙时，布小朋关心的是如何合理规划利用军费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在军营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下，“不忘本”“不伸手”就是布小朋保持灵魂“干净”“纯粹”的法宝。陶纯通过布小朋这个人物形象给了我们信心，他让我们正真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希望。
与布小朋相比，孟广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机智灵活、胆大心细、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正像王蔚在《一座营盘，善恶两头》中指出的，“非常大程度上，孟广俊这个人物就是在人情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典范。”（王蔚：《一座营盘，善恶两头》，《经济观察报》，2015年5月15日）如果说王新亮的话是布小朋在军队上的人生第一课，那孟广俊的人生第一课则是从因误解副连长康文定与布小朋的关系中得出的，他认为“一个人想要成功，得抱一棵大树”。在很多时候，孟广俊这样办事灵活，又精明能干的人更吃得开。他费尽心机在基地周围转了好几圈，只为能给总部下来视察的江副部长做出一碗满意的臊子面；他独创了“四菜一汤”换茬的接待办法，表面上遵守了规定，却又维护了领导的面子；为了讨好孔家瑞，他把孔家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安排进了师职干部病房；在担任营房处处长期间，他大搞营院建设，铺张浪费严重，但短短三年之间也让基地营区大变样，旧貌换新颜；连驻地市委书记都搞不来的茅台酒，孟广俊却办到了；允许军队经商办企业时期是孟广俊的“黄金时代”，他所做的每一笔生意都赚钱。基地靠他挣的钱给干部们盖了七栋宿舍楼，一举解决了多年的欠债。孟广俊确实是一个“干事”的人，他又深谙接待之道，懂得讨上级的欢心，是适应了中国人情社会的典范。臊子面、购物卡、酒、热水器，甚至是基地“最正派”的杨政委，孟广俊都有办法让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一些名人字画。
值得一提的是，陶纯在塑造孟广俊这个人物时没有把这个“大老虎”妖魔化，他也有可爱、直爽、讲义气的一面。他与布小朋虽是“对头”，但也是多年的朋友。在财务上布小朋虽然处处卡他，但他并不真正记恨，对于工作上的问题和困难，两个人也经常探讨，而当布小朋给他上“思想教育课”时，他又“吓”得赶紧溜走。他与布小朋更像是一对“冤家”。只有二人在价值观和人生选择上越走越远时，孟广俊才真正和布小朋产生了分歧。孟广俊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陶纯通过孟广俊的军营之路，记录了他由“违纪”到“违法”的过程，揭示了一个原本精明能干的人在掌握权力后迅速腐败的过程，刻画了一只“大老虎”灵魂衰落的轨迹。
中国的“人情”社会的基本现实更加剧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当与利益之间建立起可以相互转换的地下通道，简简单单的‘人情’二字，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囊括了情义、地位和利益的交易载体。人情成为一种债、一种负担，束缚了中国人的生活，挤压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崔纽藏：《不能承受的中国人情社会的重负》，《商界》，2011年1月28日）人情社会为腐败提供了一个迅速滋长的温床。对于腐败，布小朋和孟广俊有不同的看法。布小朋认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就是这样复杂”，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要有敢于担当的人，总得有一批不那么自私的人，总得有那么一批不蝇营狗苟的人”，坚持“不伸手”，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孟广俊则认为“贪是人性，不贪是神性”，适当的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提倡“适当腐败”论，但当欲望的列车越行越快时，怎么样才可以让这辆超速的列车停下来呢？孟广俊等“大老虎”的“落马”正说明了反腐必须防微杜渐。
在当代文学中，我们正真看到了太多关于“失败”和“妥协”的故事，那些充满了浩然正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的“英雄”形象似乎慢慢的变少了。《一座营盘》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出发，一扫“温柔敦厚”的文风，直指军内腐败问题，塑造了一个信念坚定、始终心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平凡英雄”布小朋的形象。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写腐败不是为了展示腐败，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与清明，《一座营盘》让我们正真看到了陶纯的勇气和担当。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先生评论道：“《一座营盘》那样的题材是很难写的，陶纯跨越了许多沟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毫无疑问，《一座营盘》是当前军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一部能够在军事文学创作史上留下地位的作品。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在文学式微的年代里，作家们更应该承担起民族和时代的责任，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关注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勇立时代潮头，创作出更多生长于中国土地上的，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好作品。尽管陶纯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创作还存在着故事情节过于巧合、部分小说猎奇心理过重的问题，但他对现代文明冲击下城乡现实忧思并置的观察、清醒而又客观的批判，以及和平时期军人形象的塑造、革命历史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都让我们正真看到了氤氲生成的大气象。陶纯以其多年的创作再一次向我们证明，现实主义就是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相信正值创作高峰期的陶纯不会辜负伟大的现实，我们期待陶纯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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